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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实践去验证——用中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和孟子把本根至上的血亲情理视为儒家思潮的基本精神，必然会使它最终呈现出血亲团体性的特征。诚然，就像血亲团体性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不存在对立冲突的情况下，这种宗法团体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普遍社会性保持某种和谐统一的关系。

这显然也等于是承认：只要坚持事亲为大、爱有差等的原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超越性的推恩途径，从血亲团体性的幼吾幼出发，进一步扩展到普遍社会性的以及人之幼。六或许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到了血亲情理的这种团体性特征，孔子和孟子都明确要求人们从特殊性的父慈子孝出发，通过由己推人的途径，达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而礼莫大于圣王的根本理由则在于：父能生之，不能养之。6．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在血亲团体性与普遍社会性不存在对立冲突的情况下，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实现普遍性仁者爱人的可行办法。

因此，鉴于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既要求实现个别的个体性和普遍的社会性（诸如人格独立和个体自由、社会公德和法制意识等等），又要求维系特殊的团体性（诸如家庭观念、团队精神、社区意识等等），如何在人的存在问题上，批判性地扬弃儒家思潮的有关观念，继承其积极内容、克服其消极因素，尤其是消解它由于把血亲情理视为本根至上的最高原则所导致的种种负面效应，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由于孔子和孟子不仅主张把个体性和社会性植根于血亲团体性之中，而且要求赋予血亲团体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使父母子女之间的特殊性血缘关系成为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内容，从而导致个体性和社会性不得不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压抑限制。在此，我们刊发陈先生的发言稿，供读者参考。

在这个方面我想要更全面的总结现代儒家。《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认为五四以后出现的以保守主义自居的新儒家对儒家价值的肯定不过是要从中引出西方价值，但我觉得可能情况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像梁漱溟，他一生中应该说对社会主义是肯定的。这五项原则包含的，不仅是传统的东亚的价值，也有百年来吸收西方文明所发生的新价值，如国家要尊重个人。

他认为全球化是双重的进程。所以我想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仅仅注意东西的问题，一定要看到古今的问题，古今的问题就是认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是最重要的。

包括熊十力解放以后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跟儒家的价值有内在的亲和性，所以这个与时俱进也不是违背传统的价值，这个与时俱进是连续的，他根于本有而继续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发展。这个问题比较发人深思。在中国来讲，执政党的政治文化应该说对社会文化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要推动文化活动，就必须关心它。另外，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儒家的概念和儒家的内涵以及它的主张是与时俱进的，现代儒家对民主自由的肯定是儒家的与时俱进的应有之意。

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主题就在这里，他们深深了解这个主题，所以要把早期五四时代的东西文明问题转换为古今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全面地总结上一辈，特别是上个世纪儒家学者的文化观和实践。另外我们知道梁漱溟的例子。这是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突出这种礼性精神，部分是因为韩国是一个比较重视礼仪的国家，我讲的时候当然要跟当地的文化有所沟通。这两点是我们主要面对的一种情况。

比如马一浮，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是普遍主义者，不是特殊主义者。亚洲的价值跟现在西方价值不同，但并不是这个体系里面所有价值要素都不一样，不是的。

我认为，中国传统第一它比较关注仁爱;第二关注礼性(当然我这个提法里面有受我在韩国讲演影响的一种因素。儒家能否提出一种新普世价值第四，《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中有个提法，说儒家能否从自身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大概是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会上，专家学者就《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进行了讨论，更深入到该书所涉及的重大命题中，就目前极富争论的一些思想文化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所以对上一代学者来讲，他们不是单纯讨论价值，不仅仅是关注文化上的对比。费孝通先生曾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以儒家价值对于他来讲更有前瞻性，更有世界性，只不过不是在当下的空间里面。

普遍主义特殊化指的是西方首先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和它的基本价值引入其他地方。但是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在历史里面实现程度也不同。

我觉得上个世纪的文化讨论应该是东西—古今的辩论。第三，我想，对百年来文化讨论还要有一个同情的理解。

十几年前讨论世界伦理的时候，我在《读书》写的一篇文章也用过类似这本书的题目，即谁之责任，何种伦理。当然，古今不是唯一的理路，不能把东方文化完全看成是传统文化，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现代的普世价值，就价值来说，东西方两种文化都含有普世价值。

我觉得这里面有些要素可以是不同的，但是一个现在的儒家价值里面可以包容民主自由这些，只不过自由民主的价值在儒家价值体系里面的位阶不一定是最高的。它说是五大价值：第一个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第二国之本在家;第三国家要尊重个人;第四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维持秩序;第五宗教间应该互补和和平共处。关于上个世纪的文化讨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比较偏重在东西的紧张，完全忽略了古今的面向。所以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以前没有怎么见到，但是现在仔细一想确实有这个东西。

第一，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应该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民族文化的表述，并以此为基础，借这个东风，扩大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我的主题报告里面特别谈到，在谈中国当代文化的时候要关注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因为我们明显看到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作为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个变化我称之为再中国化。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当代学者至少我知道牟钟鉴、吴光等都有好多新几德的这种想法，什么仁义、中和、公诚等。

后来我想其实从抗战以来也还不少，什么新五德、新六德，都是儒家思想里面总结出来新的价值观。它的核心就是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和社会的利益优先;不是关联各方的冲突优先，而是关联各方的和谐优先，这比较接近社群主义的态度。

上一辈的学者提出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多的肯定(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科学民主)，这个肯定，一方面包括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焦虑，另一方面确实包含了他们对世界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比如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他们是把它看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价值来肯定的。我们一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设定、表达，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基础，这里还是把儒家的价值作为过去式。而且确实我觉得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的报告是非常好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学者自己都没有写得那么全面。所谓亚洲价值不是追求元素上的那个差异，而是价值的结构和序列、重心有不同;元素有不同，但是也有同的，但是总体来讲价值序列的重心不同。

这是对多元普遍性文化观的生动的形象的写照。所以那一辈学者，尤其是第一代思想家更关心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化，接受科学民主也是为了现代化，不现代化怎么救国救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搞现代化就是救国救亡最根本的手段。

这种讲法，不是说我们对儒家的肯定仅仅要引出西方价值，而是认为西方只能走到这一步就为止了，再往前走那必然是儒家价值的体现。因此新加坡的这套亚洲价值观是一套价值观体系，总体来讲就是一套非个人主义优先的价值观，是新加坡版本的亚洲现代性的价值观，我认为也是新加坡版的现代儒家文明的价值观。

但是它与西方价值确实不同，就是它的总体的价值态度是要求个人具有对他人、对社群的义务和责任。这样一个立场，我以前写的文章就称之为承认的文化，查尔斯·泰勒是专门讲承认的政治，从多元主义来讲，我就说我们必须有承认的文化这样的立场，这个立场当然就是世界性的多元主义的立场，这是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看法。